策展的未來：在AI之後，我們還剩下什麼？
受訪者｜張君懿 文｜張善玟
原文刊登於：《ARS》雜誌，第43-45頁
當AI的演算法悄悄進入藝術現場，諸如辨識風格、模擬觀展動線，甚至生成展覽敘事等，我們不得不開始思考：這些屬於策展專業的領域，是否正逐步被重新定義？我們又該如何自處？
當AI不再只是工具，而是帶來不同認知模型與生產邏輯的存在，它是否正在挑戰著原有策展工作中的「不可取代性」？當人與機器的判斷交會，我們或許需要重新思考：策展的價值，是來自專業知識、創造力，又或是人體自身的感知能力？而這樣的連結，是否也有可能被AI模擬？
本次訪談將透過五個主軸問題向策展人張君懿提問。透過文字整理，邀請讀者一同思考AI浪潮下的策展實踐（參見文末附錄）。我們將從AI的流動特性與影響、人機關係的演變，以及策展主體性等面向，探索策展在AI時代所面臨的新挑戰以及未來的可能性。
一個尚無定義的介面
作為長期遊走於當代藝術與科技實驗之間的藝術家與策展人，張君懿幾乎每天都會嘗試新的AI介面：從文字到影片的自動生成工具、畫面內容增補與風格轉換系統，到基於聲音驅動角色動作的動畫自動化平台，各類型系統不斷被推出與更新，使AI不再是一個穩定可控的概念，而是一個動態且流動的實作平台。
正因其不斷變化的特性，張君懿認為現階段的AI似乎尚無法被界定，而這種不確定性，也成為她思考AI與策展關係的切入點。
科技的誘惑與距離
談及AI發展，張君懿表示這確實是一個「令人興奮的趨勢」，它提供許多可以被嘗試的新鮮領域，也為藝術創作與策展帶來許多嶄新的可能性，且它正以快速跳躍的趨勢在發展中。AI的運用在藝術領域中，與錄像藝術、互動科技、網路藝術等新媒體實踐存在某種程度的交集，反映出技術與藝術結合的歷史脈絡，然而其運作邏輯（如資料生成與演算法運作）與文化效應（例如文化角色的重組），也呈現出其獨特之處。她也提到，以見證AI發展歷史的角度來看，當下可說是一個轉捩點，「我們很幸運是作為見證AI崛起這段歷史的當代人，對於藝術創作者與策展人而言，AI是一個值得去思考、學習及理解的新領域」。她雖然對此抱持著開放的態度，但同時也強調，「這並不意味著是要照單全收。正因為它太快太新，所以更需要在AI的洪流中保持『主動性』」。
現實與虛擬的交界
如何保持「主動性」，可能成為現下AI工具使用者都需要去思考的一項功課。與張君懿的對談中，她引述了法國思想家朱利安（François Jullien）在《論真生活》中對「偽生活」的批判。朱利安指出，我們所處的現代生活，充滿了被市場、媒體、技術所驅動並掩蓋的「偽生活」，致使我們日復一日模仿生活應該有的樣貌而去假裝生活著，而可能從未察覺到我們的生活，其實可能早就被一種仿真造假的「偽生活」所覆蓋；生活可能早就已經離開我們了。
從朱利安的提醒出發，張君懿認為AI透過模擬或演算法，可能加劇人們與真實生活感知的脫離、弱化批判能力，進而拉開了人與生活本身的距離。因此，值得思考的問題或許不只是AI技術下的我們如何創作或策展，而是人是否還能在技術的影響下保持對真實生活的警覺、選擇與批判的能力。
工具與主體的關係
在討論AI能為策展工作完善到何種程度時，張君懿從博物館、美術館的角度切入，認為AI在作品資訊整理、初步研究、資料庫管理及觀眾數據收集與分析等方面，確實能提升效率，是一項極具潛力的工具。但一個好的展覽，往往不是資訊完整就能達成的。
張君懿表示：「如何感知、閱讀、體驗作品，並思考作品之間以及作品與空間的『潛在聯結』，並且在特定空間中去『部署』這些作品，這些涉及身體感知與視覺經驗的現場判斷，是現階段AI難以做到的。」
從張君懿的觀點來看，策展仍然涉及了人類的直覺判斷，是需要現場感知、經驗累積的藝術實踐，也是目前AI尚無法模擬的層次。目前AI多半透過資料與形式特徵進行分析，其對作品的理解仍停留在表層敘述。它無法感知作品之間及其與空間之間潛在、複雜而幽微的關係，也難以複製人類對於作品的解讀視角與身體感知功能。因此，這些深層詮釋與空間部署的能力，短期內仍難以被AI取代。然而，「很多時候，反而是那種非理性的錯誤、那些人為的不完美，才造就了一個獨特的展覽」，張君懿說。
與AI對話，而非順從
與其單向依賴AI，不如選擇與AI「合作」，這或許才是較為理想的發展方式。然而，張君懿進一步指出，更核心的問題是如何不被其既定邏輯所框架。使用AI工具可能會因為它所提出的既有想法而被限制，或是不自覺地依賴它提供的便利，無形中削弱自身思考的主動性。如此一來，我們可能會失去想像與冒險的空間。
張君懿提醒，與AI的關係應是一場對話而非順從：「我們可以與AI合作，但最好不要反過來被它制約，而是試著在AI的框架之外，重新想像展覽的運作方式」。她進一步闡釋，若過度依賴AI，「也許就把展覽限縮在AI可以達成的工作框架裡面」，這可能「限制了一位策展人或藝術家的想像力」，讓人失去探索「更大膽、更實驗性或從未想過的可能性」。她認為，策展思考的重點，或許正在於探索AI所能觸及範圍『之外』的可能性，而非思考怎麽利用AI來做展覽。
展覽的主體仍在於人
AI能否幫助分析觀者對於作品的喜好程度？張君懿認為這個問題值得思考。她觀察到，有些展覽會設置AI工具進行輔助測試或分析。但她點出一個常見的誤區：觀看時間或互動次數等數據常被誤認為代表「喜好」或「價值」。這種解讀忽略了作品與觀者之間的多重可能與內在複雜性。
她以法國藝術家杜利安·高登（Dorian Gaudin）的作品為例：該作品展示了九個陶瓷瓶，並製作一個線上票選機制，邀請觀眾於展期間持續票選「最醜」的一個，並根據每週的票選結果，由策展人執行「摔陶儀式」公開「處決」被選出的陶瓷瓶。這是一場策展、觀眾與作品共同參與的行動劇，具有高度的實驗性與批判性。這件作品說明，展覽有時並非靜態陳列，作品本身可以是「動態開展的」，在展期間扮演「不斷自我展演的表演者」。這種具有實驗性、生成性的展覽樣貌，展現了觀眾參與的互動性與情感多樣性，其複雜度很可能超出目前以數據（如觀看時間）為參考的方式所能評估的範疇。因為，人類對「醜陋」的投票可能出於審美判斷，也可能源於幽默感或破壞欲，這種多樣性的人類情感反應，正是目前AI系統難以全面理解的層面。
需要辯證的時代
AI在策展領域的角色，不應被簡化為效率工具，而應被視為一個持續辯證與反思的節點：它既是可用之物，也是挑戰之源。張君懿認為，與AI共處的當下，重要的不是對它的全面否定或肯定，而是持續提問與反思。她表示，「如果對AI的依賴導致展覽趨向同質化，那到時候展覽還有什麼意思？」這或許提醒我們，在技術快速演進的當下，更須反思我們希望展覽保留或成為什麼樣的文化與思考載體。
綜觀而言，在AI快速演進的今日，它確實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工具與可能性，使「策展」如同一場關於技術、感知與人文價值的對話。而我們，終究要面對的問題，也許不是AI能做到什麼，而是我們仍然希望展覽成為什麼。